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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吕小庆（中评社 徐梦溪摄） 中评社北京10月15日电（记者 郭至君 徐梦溪）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吕小庆日前参加由中评智库与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8周年”研讨会并发言，他总结了安倍前首相在任期间为中日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也就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
吕小庆表示，今天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共同声明签订48周年，感谢中评社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举行这次会议。借此机会，我们应该向48年以前毛主席、周总理及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中日两国的先贤们致敬，正是有了48年以前的共同声明，才有了后面的1978年的和平友好条约，为近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借此机会，我也向刚刚到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政务参赞石飞节先生表示欢迎，向为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一线外交官们表示敬意。
同时，就在昨天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进行了首次通话。两国领导人在近30分钟的通话中，强调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世界和平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新形势下，就如何巩固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幷向好的势头，发展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等内容，进行了意见交换，向外界表达了中日关系和对世界形势看法等丰富内容的重要信息。
昨天晚上习主席与菅义伟首相的通话很重要，这是日本首相更替后中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回想2012年“购岛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及高层甚至完全中断了联系。2012年底安倍首相就任之初，中日两国领导人是无法会谈的，一直到2014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中日双方就有关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争议等达成四点共识后，安倍首相得以来北京参会幷与习主席首次会面，其后两国领导人经过多边场合从不挂国旗见面会谈，到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日和安倍首相访华，中日关系才步入正常轨道。应该说，现在的中日关系局面来之非常不易。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冠病毒持续高发蔓延，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前景堪忧，美国特朗普政府自身抗疫不力，却不遗余力地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世界政治安全形势也面临重大考验。在此关键时期，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领导人就世界形势和两国关系举行直接对话，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话中，两国领导人共同确认要高层引领，继续巩固和发展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特别要加强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尤其重要的是在强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方面力求年内取得突破。同时，我个人注意到，中日两国新闻媒体对此次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的报道有所不同，中方报道从大局和全局出发强调共同认识、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突出中方对日基本政策的积极正面取向，特别提到支持东京奥运会；日方报道在正面肯定的同时，刻意报道“岛争”、“海洋”及“香港”、“新疆”等负面内容，反映日本国内对华认识和诉求的消极和复杂的一面。
安倍前首相于今年八月末突然宣布因病辞职，引发日本国内震动，也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安倍前首相第二次执政长达七年八个月期间，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经历了矛盾叠加、冰火两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多个阶段，给中日关系积累了一些正面资源，也留下诸多负面清单。
我归纳认为，安倍前首相在任期间为中日关系积累了点、线、面三大正面资源：
第一，设计提出幷坚持推动中日关系高层互访引领发展的“三步走”（第一步李克强总理访日，第二部安倍首相访华，第三部习主席访日），极主动促进两国领导人交流互动，与中国领导人一道，高层引领中日关系步入正常发展轨道，这是一个重点也是焦点，是新时代两国关系的标志与机制建立历程的标志点。
第二，从消极应对甚至间接对抗，到正面评价和务实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都毫无收效之后，日方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排除在地区和全球争夺经贸领导权的零和思维障碍，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注入新能量，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拓展了新空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先生持安倍前首相的亲笔信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幷获得习近平主席的单独会见。虽然中日就“一带一路”采取的是灵活的第三方合作形式，但内容是经济合作。这是一条线，既是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纽带，也是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延长线。
第三，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致使中美发生严重贸易摩擦，包括日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损害的深刻严峻形势下，安倍前首相与中方达成共识，秉持世界经济自由化理念，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同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担负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应有责任，难能可贵，反映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经济秩序、体制和格局上，中日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是未来中日关系的广阔空间。
另一方面，安倍辞职为中日关系也遗留下历史、现实和将来的三大负面清单：
第一，历史问题。安倍首相辞职时曾获得了不少中国老百姓的肯定，但他随后在9月19号参拜靖国神社，可谓晚节不保，但真实反映其右翼史观的初心不改，中国老百姓对其评价一夜之间发生变化，恶评如潮。钓鱼岛问题，本质上也是历史问题。安倍执政期间，大肆强化了钓鱼岛领土认知争端，日本媒体几乎每天报道中国公务船入侵日本领海，事实上成为日本国民对华负面认识的主因之一。安倍2013年12月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是继小泉之后日本首相时隔八年之后的严重事件，致使中日关系再次跌入冰点。安倍及安倍政权的这种做法给中日关系实际留下了最严重的负面资产和最大政治安全隐患。
第二，台湾问题。现在的台海紧张主要来自于台湾岛内“台独”声调的提高，当然也包括外部势力的支持，在很多问题上突破了以往的红线。相比安倍首相在2012年从民主党手里接受政权时，他接受的中日关系中的负面资产只有领土争端一个问题，当时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基本是稳定的，但通过安倍首相就任这几年，大家都能看到，在安倍前首相辞职时，台湾问题应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突出和极为敏感的负面资产。
第三，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提出“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积极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实际上是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攻势。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具有全球的视野无可厚非，但是这当中蕴藏冷战思维，存在针对中国的、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战略，如不遗余力地推行针对中国的所谓“印太战略”（后改为“印太构想”），我认为这为未来地区和国际关系中的中日关系留下了一个不确定甚至复杂危险的消极因素。
刚才石飞节参赞提到，如果中日之间处理不好一些敏感问题，两国关系将会一夜之间回到2012年，对此我特别赞同。现在中日关系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机遇大于挑战，就此我提出三个倡议。
第一，中国是此次战胜新冠病毒的全球模范，日本也可谓是发达国家中抗疫表现的优等生。中日扩大和深化抗疫合作，携手为全人类提供卫生健康公共产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历史机遇。
第二，紧紧抓住中日在明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和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重大合作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国民间交往，主要是要设法改善日本国民对华的客观认识。
第三，困境中孕育着机遇，危机之后必然存在巨大的成长空间。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时代，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技术大国和最大的商品制造国，在坚定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最大共识基础上，中日双方要有进一步强化双边和在地区及全球的经济合作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如菅义伟首相向习近平主席在电话中掷地有声的宣布，在年内签订地区自由贸易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