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两岸关系运作方式中的谬误与迷思

影响两岸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意识形态 　　中评社香港11月21日电/回顾与检视两岸对于“国统纲领”与“九二共识”的种种争议及后来的现实政治塑造，对于两岸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发展有着借镜的作用。因此我们特编发澳门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郝志东的文章，供读者参考。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以《两岸关系运作方式中的谬误与迷思》为题发表此文，文章内容如下：

　　2020年7月30日，原“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病逝于台湾。两岸媒体即刻开始了对李登辉的“盖棺论定”。大陆官方对李登辉评价一律负面。央视新闻评论说他是民族罪人。国台办发言人说“台独”是绝路，国家要统一。台湾政党对他的评价不一。民进党政府赞誉李登辉开创了台湾民主与自由之路，是“民主先生”，国民党则对李登辉毁誉参半：一方面承认他对台湾民主的贡献，另一方面认为他分裂了国民党、引入了黑金政治。

　　本人更关心的是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势不两立，毫无回旋余地，李登辉到底有多大责任。抑或对今天的发展，大陆方面也难辞其咎。换句话说，关系不好，一定是双方都有责任。古典社会学理论的三个范式之一是社会互动理论（另外两个是结构功能和社会冲突理论），讲的主要就是人和人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其实一个政治实体和另外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和“国家”的互动也在遵循同样的规律。

　　本文将先介绍社会互动的理论。然后我们分别来看两岸在李登辉时期的“国统纲领”和“九二共识”上是如何攻防的，他们相互如何阐释、定义这些概念，并根据自己的阐释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最后我们来看互动双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可以做哪些改进。我的主要观点是任何发展都是互动的结果，所以互动的双方都要检讨并克服自己在互动过程中的谬误与迷思，从而把两岸关系拉出目前的低谷。

　　一、社会互动的理论

　　社会互动的理论是以韦伯(Max Weber)、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布鲁默(Herbert Blumer)等为代表的阐释性社会学，或者说符号互动论或者象征互动论。如果说结构功能主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在双边关系中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的功能，社会冲突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在双边关系中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利益及其实力的作用，那么社会互动理论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在双边关系中人和人的互动、政府和政府的互动如何促使双边关系变得和谐或者紧张。

　　具体来说，第一是人和人或者政府与政府之间有互动。比如大陆的学者和台湾的学者、大陆的国台办和台湾的陆委会、前者的海协会和后者的海基会、双方的媒体等等。第二是他们通过互动来定义自己面临的形势并给它赋予一定的意义。第三是这个互动的过程使他们建构起来一个社会现实，或者说这是一个“对现实的社会建构”。

　　对“现实”的阐释不同，所构建起来的“现实”也就不同，比如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国统纲领”和“九二共识”就是这样。中共、国民党、民进党所构建的现实相互之间都有差别。之后这个现实对他们来说就是真实的，他们的行为便是建立在这个社会建构出来的现实之上，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无论是积极的后果还是消极的后果，喜剧性的还是悲剧性的后果。

　　那么，如何阐释现实、构建现实、呈现现实，几乎和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所处理的问题同等重要。下面我们来看两岸在“国统纲领”和“九二共识”问题上是如何解释、建构并呈现现实的。

　　二、两岸在“国统纲领”问题上的攻防战

　　在这个攻防战中，我们看到了双方如何解读当时的政治局面，如何回应对方的诉求。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回应的方式如果不同，效果就会很不相同，一些机会或许就不会在“一念之间”丧失掉。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对台政策从毛时代的“一定要‘武力’解放台湾”转到70年代末期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上来。这个方针既针对香港和澳门，也针对台湾。而“中华民国”政府则提出“一国良制”的方针对付“一国两制”：即“民主、自由和均富”的“良制”。

　　这个“一国良制”的方针继而在1991年形成了一个具体的《国家统一纲领》，我们简称“国统纲领”。其目标是“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其四大原则是⑴大陆与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所有的中国人都应力促国家的统一；⑵中国统一以全民福祉为依归，而非党派之争；⑶中国统一以发扬中华文化、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人权、实践民主法治为宗旨；⑷中国统一应尊重台湾人民的权益，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达成。

　　“国统纲领”提出了国家统一的三个阶段。近程是互惠交流阶段：⑴化解敌意，良性互动，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⑵建立中介机构，放宽各项限制；⑶大陆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则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⑷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在国际上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中程是互信合作阶段：⑴建立两岸官方沟通管道；⑵直接通邮、通航、通商；⑶协力互助参加国际组织与活动；⑷推动高层互访，创造协商统一的条件。远程是协商统一阶段，即成立协商机构，在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平、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下，研订宪政体制，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即使在近3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这个“国统纲领”仍然是非常不错的两岸前途的选项。大陆方面当时对此是如何回应的呢？

　　大陆有关方面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赞成该文件一个中国应该统一以及通邮、通航、通商等主张，但是仍然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

　　正如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苏贞昌2006年在终止“国统纲领”时所说，“据当时兼任陆委会主委之‘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所作‘中共对我《国家统一纲领》之反应’报告说明，中国对“国统纲领”之反应，除‘共建统一的中国’一词给予肯定外，对所揭示之目标、原则及进程，均极尽诋毁之能事，毫无采纳、商榷诚意”。于是“国统纲领”就被终止了。

　　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邱进益后来对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说当时李登辉制定“国统纲领”的确是“真心地想推进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但是李登辉在回答徐静波的问题时却说制定“国统纲领”目的不是为了与中国统一，而是为了安抚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

　　或许大陆方面当时不认为李登辉真心想国家统一，或许李登辉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见步行步，如他给徐静波的书签上对自己的描述，“我是不是我的我”。是“国统纲领”不是他呢，还是“台独”不是他呢？

　　与李登辉同龄的“台独”大佬彭明敏在一篇纪念李登辉的文章中说：“我常说，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身分在李登辉的身上结合在一起。一是作为台湾人的李登辉，另一是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前者要保护和伸张台湾人的政治权利即民主化，后者则为了‘统一’中国，一些基本人权必须牺牲，他在此两种立场上挣扎，天人交战。”显然他也认为李登辉有统一或者“台独”的纠结。

　　或许李登辉的这种纠结，也影响了大陆对他的解读，从而直接影响了两岸关系逐渐恶化的走向。

　　但是无论李登辉当时如何想，如果大陆从正面解读李登辉，把这个“国统纲领”的球接过来，然后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上都先互动起来，并承诺在这些方面的渐进改革，或许就不会有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时的武力威胁台湾，以及李登辉全面走向“台独”的情况发生。

　　台湾方面对大陆的反应的反应，也即终止“国统会”与“国统纲领”的运作，继续去中国化，包括政府机构以及公营公司的改名、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等，继续往“台独”的方向走去，从而坐实了大陆对民进党是“台独”党的指控。于是在“国统纲领”这个问题上，由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敌对解读，两岸失去了一次共建和平的机会。

　　三、在“九二共识”上的攻防战

　　“九二共识”的失败，也是各方在解读、阐释、现实构建上出了问题的原因。“九二共识”是1992年大陆的海协会和台湾的海基会代表各自的政府在香港会谈的结果，即双方都认为两岸都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但是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内涵上无法达成一致。即大陆方面认为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方面则认为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由于双方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达成文字协议，于是他们决定各自作一个口头表述。台湾方面的表述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这其实就是一中各表的意思。所以国民党政府一直坚持“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一中各表。

　　而大陆方面的表述则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换句话说，大陆方面知道双方对一个中国的认知不同，就乾脆不谈这个问题，直奔两岸具体事务的谈判，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就好。

　　但是大陆对一中各表的暧昧与回避，使民进党及其政府得以整个否定“九二共识”，说两岸根本就没有共识。大陆各方后来也一再解释说“九二共识”就是求同存异，但是在官方文件中从来不说这个“异”是什么。

　　的确，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在2005年3月31日会见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时，提到“你们‘中华民国’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起来都是‘一块招牌，两个班底’，大家有共同的基础，没必要搞成对立”。中共中央台办副主任孙亚夫也在一些场合指出，“九二共识”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台研会副会长许世铨也指出，“九二共识”就是求大同、存小异。大同是一个中国，小异是对一个中国内涵的解释。

　　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抗衡中共方面在官方文件中不提“中华民国”、不承认一中各表的事实，可以被解读为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于是民进党说九二无共识，国民党也百口莫辩。其实当然是有的地方有共识，比如一个中国；有的地方没有共识，即这个中国长什么样。由于互不相让，就和“国统纲领”一样，一盘好棋就这样被下输了。

　　四、两岸在“国统纲领”与“九二共识”问题上的社会互动模式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启发

　　如前所述，影响两岸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但是，从社会互动理论的角度看，在基本维护自己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可以改善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仍然可以达致和平发展的目的呢？

　　第一，打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社会互动理论认为对人和事的阐释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认定以及如何处理政治和经济问题。在“国统纲领”问题上，大陆政府本来可以把它解释为一个友好的表示加以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发展两岸关系。况且中共在原则上也不反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民进党政府也完全可以接受“九二共识”对一个中国的认定，接受在一中各表问题上的模糊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和大陆交往，并不会失去台湾的主体性。但是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都没有这样做，于是两岸问题便越来越无解。

　　打破非此即彼的逻辑错误也是因为人和世界本来就是充满矛盾的，不是非黑即白。如上所述，李登辉说自己是“我是不是我的我”，他在“台独”和统一的问题上最初并不是黑白那么分明。即使现在民进党执政，蔡英文在“总统”宣誓的时候，不是也面对孙中山的画像，向“中华民国”的“宪法”宣誓吗？大陆方面可以把这个解释为“台独”“借壳上市”，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台湾和大陆同是一个中国的宣示。一念之差会决定自己对现实的认知并直接影响自己的决策，并导致两岸的战争（冷战或者热战）或者和平。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曾经访谈过一些“台独”人士，也曾经当面问过李登辉、蔡英文、许惠佑、施明德等人关于文化的、历史的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即台湾也是文化中国和历史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的反对情绪并不是那么强烈。陈水扁当年承认香港会谈的模式，也是间接承认“一中各表”。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谢长廷也提出过“宪法一中”、“重迭共识”等主张。显然，在一个中国的内涵上也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

　　泛绿和泛蓝阵营也完全可以拿出自己对“一个中国”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和大陆谈判未来两岸的政治安排。众多政治人物和学者都曾经提到过欧盟模式，比如宋楚瑜的“一中屋顶”、台大教授张亚中的“一中三宪”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安排。

　　中共在如何统一问题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从“老三句”向“新三句”的转变。2000年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005年又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在新三句里，大陆和台湾就被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了，而且“中国”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还一再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包括中国的国名、国旗、台湾在联合国中的地位等。厦门大学台研院刘国深教授的“国家球体”理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为一体的两面）、黄嘉树（至少是曾经）认同的“一国两府”的观点都是两岸和解的积极思维。当然习近平时代的态度又趋强硬。但是这一切都说明大陆的态度也是在变化的。

　　台湾方面在和大陆的互动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模糊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以使两岸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一念之差的问题。

　　非此即彼作为一个谬误也表现在关于两岸谈判的条件上面。大陆政府说台湾必须先承认一个中国；民进党说谈判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马英九政府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这些都是非此即彼的政治操作。如果都如此缺乏诚意，不视对方为自己人，不愿意妥协，那么两岸便永远面临兵戎相见的危险。

　　第二，打破政治现实主义的迷思。大陆政府对台湾的强硬态度，其实是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即认为反正我大你小，只要我全面打压你，你就得向我屈服。于是最近几年来，强迫国际商业航空公司必须在自己涉及台湾的标示中改为“中国台湾”，限制大陆、港澳和台湾的交往等。好像只要将名字改过来，台湾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在大陆和港澳，在一般媒体上，不能提“中华民国”、“总统”、“行政院”等等字眼，实在要提，得加上引号。好像只要不提这些字眼，这些机构就不存在了。这些鸵鸟政策带来两岸和平了吗？当然是自欺欺人，结果是两岸渐行渐远。

　　民进党政府现在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想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也是非常靠不住的选项。靠山山要倒，靠水水要乾。只有靠自己，未雨绸缪，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找出来一个和大陆和平共处之道，才能够真的保护住自己的现实利益。

　　总之，大陆改革开放之后40多年来两岸关系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其中有些比较好的发展势头，比如李登辉时期的“国统纲领”和“九二共识”。但是这些发展，都因为双方（尤其是中共和民进党）没有能够充分理解对方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从而使得这些发展都没有能够持续，并导致了今天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汉贼不两立”的局面。

　　但是只要双方能够克服这些逻辑上的谬误和思维上的迷思，不要把对方视为敌人，从积极方面阐释两岸论述，或许两岸关系能够在双方基本利益都不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柳暗花明。大家或许就能回归到“国统纲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原则上面来，合作共建一个世界主义的、欧盟式的中华联邦，也即我说的“邦联式的联邦”与绿营人士李筱峰所说的“中华联盟”，也说不定。